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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断木樨园

2013-06-25 11:23:30 来源:中国农副产品供销网  跟贴0   作者:丁丁
一个人可以身无分文,只要有一定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能进入这里的网络,很快就能从无到有。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前辈就在身边,每天都流传着种种崛起于陇亩之间的传说,那么真切,那么近...

  5月8日,据北京市公安局通报,上午10时许,外地来京人员在丰台区京温商城门前聚集,市公安局迅速调集相关部门警力前往处置。经初步了解,本月3日凌晨,一名安徽籍女青年在京温商城内坠楼身亡,今日部分同乡相互邀集到京温商城门前反映问题。

  5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就安徽籍女青年袁某的死因表示: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警方已将核查详细情况及相关证据通报家属,家属无异议。

  处于舆论一时关注漩涡的京温商城,是一个怎样的所在?

  它坐落于北京南中轴线,位于南三环木樨园桥南,从这里直线向北,分别是永定门、前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与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将近6公里。

  这一地理位置,加上木樨园周边车站密集的基础条件,使得木樨园商圈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小商品批发市场。河北、河南、内蒙古、天津、北京、东三省等地区一般老百姓的衣着风尚,甚至可以说是由木樨园决定的。

  木樨园商圈之所以能形成气候,基于这一区域的另一显赫声名浙江村。京温商城,则是1992年温州商会投资建设的服装批发市场。它是木樨园商圈崛起的起点,深深打上了北京浙江村的转折节点印记。如今,木樨园商圈已有百荣世贸商城、方仕国际商城、天雅女装大厦等30余座批发商厦,另有至少三座大厦正在兴建之中。

  这是北京四环内非京籍人口最为密集的所在之一。这里最活跃的是浙江籍商人,掌控大量商铺,形成辐射全国的产销网络;其次是安徽籍商人;再次是湖南人、东北人。

  1994年,北京市政府统计,木樨园地区外来人口已达10万之多,而有北京户籍的居民为1.4万余人。目前这里每年交易额已经超过400亿元,日均人流量30万人次。

  无论对于京籍还是非京籍人士,木樨园商圈,以及它的前身浙江村,都是一个令人爱恨交加的所在。

  爱恨交加

  浙江村大名在外,其来有自。上世纪90年代,丰台区政府上报北京市政府的一份正式文件中开篇这样说道:

  京城人不知南苑乡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无几,浙江村以其物美价廉的服装闻名全国,更以其村容、村貌的脏乱差,社会治安的混乱而蜚声京城。浙江村已经成为北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专门概念。

  直至今日,以上描述仍是不少人眼中木樨园一带的基调,虽然这里已经商厦林立。

  南三环周边是北京的经济洼地,尤其与邻近的东三环差距甚大。大量浙江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里扎根,促使各地商人聚集,逐渐建起了京温商城、百荣世贸商城、方仕国际商城、天雅女装大厦、方仕国际黄金珠宝城、连发窗帘布艺城、福成商厦、京明窗帘布艺广场、新世纪服装大厦、大红门服装城、天兰尾货城等十几个批发中心。这些批发中心带来了大量的人流、物流。

  人聚财聚,当木樨园成为华北最大的服装、小商品批发中心,可观的税收随之而来,充实了地方政府的财力。

  当地京籍人士的房子即使十分陈旧、破损,但大量商人麇集,他们仅仅依靠房屋租金,也足以保证在北京的优渥生活。因此,违章乱搭乱建越来越多。随着人口数量和社区规模的增长,各种生活服务行业渐次出现,包括发廊、餐馆、市集、长途车、托儿所,等等。而一些北京人也不甘于只做房东,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浙江人合作,进入服装、小商品产销圈子,做起了生意,并获利不菲。

  但是,富裕不能全部抵消当地一些人的失落感,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这片寸土寸金之地,反被挤到了边缘位置。

  他们有些纳闷:外来者群体日益壮大,他们显现出的组织性、纪律性是怎么来的?他们大多没有什么特殊技术,一些卖衣服的甚至不会裁衣服,与北京主流社会也没有什么关系,揣着本钱,携妻带子来到京城,同乡抱团,力量渐强。随着时间流逝,非京籍人士似乎成了木樨园商圈的主人,日益响亮的浙江村之名,也让附近街道的名字湮没不闻。

  2006年5月,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丰台区南苑乡时村的4万平方米违法建筑轰然倒地,北京媒体报道说:浙江村最后一块残留地彻底消失。

  但是,浙江村的村民们仍然活跃于木樨园商圈。

  而在微博、网络论坛上,在街头巷尾,在早餐店,在居委会,常常有本地京籍居民探讨这样的问题:他们凭什么?

  在京籍人士眼中,南三环木樨园一带如今的混乱治安,就是因为外地人太多。那些陌生的面孔一群群地流动,那些货车一批批地来往,带来了不确定性。这让人有些不安。

  欲罢不能

  在木樨园商人眼中,对于此地的爱恨两极并存,让人既兴奋又焦虑,欲罢不能。

  对上世纪80年代来到木樨园地区的浙江人而言,如今开公司、办贷款、找场地,样样都是高门槛。而且浙江村二代已经长大,这些孩子大都没户口,回不去,落不下。当他们走出木樨园,来到北京其他地方,难免遇到买房限制、购车限制。衣食住行,我们只有多穿一些衣服了。

  对于年轻商人而言,他们中不少人不得不接受家庭分离的现实。比如,根据2013年的小学生借读政策,办理借读证明就需要六证,包括夫妻双方的工作证明。一位商户说:我们自己一家经商,谁为我们开这个证明呢?然后还要自己联系学校,而他们往往连学校大门都进不去。大量孩子不得不回到原籍,成为留守儿童。

  他们在商铺生意中如鱼得水,但是,他们的根系在木樨园桥之外似乎被阻滞,他们感觉自己还蔨***汀

  而木樨园又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最重要的是这里已形成了一个商业生态系统。

  一个年轻人,一没资金,二没经验技术,只要这里的人把你当朋友看,引荐进货和销售门路,辅以适当代销,生意上稍微带一带,就起来了。基于地缘关系的服装销售人际关系组织,是木樨园商圈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

  木樨园已经建成了一个网络。在传统产业中,建立企业,从机械设备、劳动力到后勤系统,必须面面俱到。但在木樨园这样的网络化经济中,只要你能进入这个网络,一方面能通过网络组合自己企业之外的不同生产要素, 另一方面也能相对轻易地获得营销渠道。

  比如,在百荣世贸商城二期,一个10平方米的档口,年租金已达15万元。这里前有商城一期阻隔,后无依托大楼,而其中一个小格子能有这么高的身价,就是因为包围它的人流和商业场。

  一个人身无分文,只要有一定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进入这里的网络,很快就能从无到有。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前辈就在身边,每天都流传着种种崛起于陇亩之间的传说,那么真切,那么近。

  这种来自草根、充满活力的经济网络,将江浙地区的服装、小商品重新整合,再流散到华北大地。流动其间的钱与人,对于小创业者们来说,弥漫着令人着迷的气息。

  可以说,大多数商人都有一个木樨园梦,或者浙江村梦。这个梦的基本脉络就是:首先,小两口租一个小档口;再租一个大铺面,成为某几个厂商的代理商;进而拥有好几个铺面,掌握拥有话语权的厂家和较为固定的销售渠道。在这个过程中,将小孩带大,让下一代接受优质的教育,买车买房,光宗耀祖。

  创新场所

  或许,北京最有名气的两个村就是中关村和浙江村。这两个村都因商而盛,前者是因为科技人员经营电子产品,后者因为外来者倒腾服装。在人们的一贯印象中,中关村是高科技的,木樨园浙江村是低端的;前者是潮头尖端,后者是随时可能被抛弃的包袱。

  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项飚曾经对浙江村进行过人类学调研,并出版过专著《跨越边界的社区》。他就浙江村现象这样说:

  社会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社会又总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是因为我们常常受固定的说法之蔽, 从而容易把事情简单化。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则是因为当发现事情不符合我们的固有说法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不知所措之感, 从而感慨: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但如果我们能让自己暂时离开那些固定的说法,社会又常常不过如此。这可能正是很多重要思想都异常简单朴素的原因重要的不是再去造新的说法,而是回到简单事实本身。

  那么,浙江村的简单事实本身是什么?

  项飚认为,科技人员抑或是农民出身,电子产品抑或是中低档服装,这些都不重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 重要的是人怎样组织自己的行为。浙江村和中关村的共同点蔨***菇艘桓鐾缧灾实纳獬 T谡饫铮膊痪说那寤贝蟊弦瞪蛘呖诖缫舻恼憬┟瘢佳杆偃谌耄⒔柚绯晒Α

  中关村和浙江村都是开放的、易于进入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促进创新。事实上,当代经济中,竞争力不在于一两个产品,而在于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创新能力会有空间上的聚合趋势,比如硅谷。一项被证实的历史经验是:当技术创新和生产、营销靠得越近,它们会形成一个系统,创新的动力也将更强。

  浙江村正是这样一个创新场所,这样一个系统。农民们在这里,化茧成蝶。

  冰山之下

  事实上,木樨园、浙江村真正有价值的体系,是一个全国性的流动经营网络。我们所看到的木樨园商圈,只是冰山一角。

  这里的商人,往往很大一部分时间在三个地方流动:一是浙江绍兴、义乌、湖州、温州等服装和小商品生产地;二是老家、户籍所在地;三是北京木樨园。很多时候,他们会将一个经营组合分散到各地,比如一个家庭,往往派一个人在浙江,随时选货、调货(浙江各种产品,比如童装、小商品、女装、袜子都形成了一个个乡镇的产业聚集区,厂家数以千计,只有专门的人负责选货才能保证产品跟上市场需求),一个人在北京负责销售,还有一个人照顾孩子。

  这个已经逐渐固化的商业网络本身,也有其难以回避的弊端地缘关系。比如,木樨园商圈中,浙江人位于最高层,他们来得最早,大多数商场是他们开发的,他们拥有最多的商铺和健全的营销网络,大老板已经不轻易露面。据《河北日报》报道,目前在北京的温州人拥有木樨园一带80%的商铺和住宅。

  而居于浙江商人之后的,则是相对的后来者安徽人、湖南人、东北人,其中以安徽人为多。

  后来者不仅受到制度局限,同样面临融资、人员流动问题,而且还要给占先的商铺老板缴纳大额租金。这使得他们的木樨园梦实现起来更加艰难一些,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为脆弱。

  2011年10月,在全国童装重镇浙江湖州织里,发生外地童装业主对个别税收人员工作方法简单不满而滋事的事件,浙江《都市快报》报道说:

  该业主纠集多名同籍业主围攻工作人员,恶意滋事,引发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聚集,人数达600多人。26日傍晚6时许,又有五六百人集聚于富民路一带,围观群众最多时达数千人。一辆奥迪车主在驶离现场过程中撞倒、带倒了9人。在几名不法分子的带领下,闹事人员采取投掷石块、打砸路灯、广告牌等行为,导致数名公安、砠***苋嗽辈煌潭仁苌恕>布笆贝χ茫26日晚11点半左右,事态逐步得到了控制,现场闹事人员逐步疏散。不过,部分闹事人员在离开镇政府后,分散前往景富路等路段滋事,30多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玻璃被砸,路边垃圾箱等公共设施被损坏。27日中午,又有部分人员在镇政府前集聚,其中少数不法分子分散窜入镇区,拦截车辆、打碎车窗玻璃,公安机关迅速采取抓捕措施。13时许,一辆在执行巡查任务的警车被滋事者点燃,执勤人员在撤离过程中,1个民警、3个协警受轻微伤。

  据本刊记者了解,这一事件在当地导致浙江籍商人与安徽籍商人之间形成裂缝,而这些商人中的不少人,也长期在木樨园经营。

  抱团之外

  由于无法绕过户籍问题,在浙江村长期存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传统,一些有实力者以及新兴的市场力量开始自组织,承担了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诸如幼儿教育、火车票、物流等等,这使得 浙江村能以一种稳定和内敛的形态出现在城市当中。

  但是,有实力者与普通商人之间也会产生冲突。

  在木樨园,商人之间的矛盾已逐渐出现。比如,据《经济观察报》2013年3月底报道,开业运营9年多的木樨园世贸商业中心,出现几百位业主断供的现象,产生上千起官司。因为早在14年前的1999年,便埋下了^***。

  时任北京市丰台区建委主任、曾任丰台区人大副主任的任光明被称为北京城南行动计划的第一人,而地处北京南城中轴路的木樨园至大红门地区则被称为南城的眼睛。他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1995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国资委成立北京泰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任光明兼任法人和董事长,随后该公司获得了占地8.7万平方米的木樨园用地规划许可证。1999年,坐拥北京南城中轴路的木樨园世贸商业中心正式提上日程,计划将其打造成总体量40万平方米的商业、金融、商务、娱乐和餐饮综合体,点亮北京南城的眼睛。任光明与温州人黄哲明合作,成立北京恒泰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3年,木樨园世贸商业中心对外销售,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的大楼,被分割成800多个几平方米到100平方米不等的商铺散售,所有业主的购房款,包括一次性付款和银行按揭共约3亿多元。恒泰基业涉嫌一铺多卖、拖欠工程款、借员工身份证买楼取得贷款后再销售等。北京二中院(2006)二中民初字第10872号《民事判决书》显示,仅樊兰英一人就拖欠395万元,而樊兰英为恒泰基业员工,2006年时为客服部经理。

  由于种种原因,几百户购买了商铺的业主无法取得产权证,甚至被银行告上法庭,而他们也因此与商厦的开发者陷入纠纷。

  自我雇佣

  尽管也有令人尴尬的底色,但木樨园一带已成为北京南城的一个希望之地。

  2007年,北京市丰台区正式推出大红门地区未来发展规划。提出要利用5到8年的时间,在2015年之前将大红门打造成辐射全国的服装商贸核心区,规划区域北起南三环木樨园桥,南至南四环大红门桥,全长2.2公里,区域面积6平方公里,商业设施总建筑面积200余万平方米。

  2008年,木樨园服装商贸区被北京市认定为服装服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由低端产业向设计、会展、品牌培育、流行信息发布等高端产业挺进。

  2009年,由北京34个部门和城南五区共同参与制定的北京市《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正式对外发布。

  这份三年内投资2900亿元的城南计划,首次提出打造一轴一带多园区的城南产业发展格局。其中的一轴指南中轴,重点建设大红门服装文化商务区。而木樨园商圈恰好位于大红门服装文化商务区的核心位置。

  对于木樨园商人而言,他们的命运关乎一个中国大命题:大量农民工向何处去?

  项飚等观察者认为,木樨园的现实,为这一命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资本化。不是说农民工们要成为资本家,而是他们经过几年发展,攒钱后开始自我雇佣(self - employed) 。他们不太可能回到故土乡村,而往往回到临近乡村的城镇城镇规模大小视资金情况而定。

  这与原来的预测相反:不是从非正规经济到正规,而是从正规经济回到非正规。但这被认为是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一条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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